别了九洲体育馆--一个抗震救灾标本的真实记录

时间:2019-08-25

  从5月13日到15日,绵阳市公交公司驾驶员王道清,每天三四趟往返于绵阳与北川、平武之间。“每次,我拉的救灾部队刚下车,受灾群众就抢上来,就像春运的火车一般。可还是有不少人挤不上车,只能走。” “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现了短暂的管理真空。”王晓刚坦言,“但5月月13日绵阳市紧急派到九洲体育馆的数百名干部很快稳住了阵脚。” 在体育馆的一处志愿者救助站前,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亲,拒绝了大家的善意资助,她一边流泪一边说:“我不要你们的钱,只想一家人能够团聚。你们要是真心帮忙,就帮着找找孩子的爸爸吧,孩子眼看不见了,不要再让他爸爸看不到孩子。” 电视来了!躺在体育馆的王洪芬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使劲睁开眼看,是真的,电视上在沙哑地说话。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,对得起历史,对得起人民。 杨薛的家在伤亡最重的北川县城。“地震第二天我就来过这里。可那时太挤、太乱、太脏了。” 为了孩子安全,她转而去投奔亲戚。6月2日,她又返回这里。“那时有秩序了,吃的、奶粉、尿不湿都有。我和娃子还被安排住进母婴室。” 随着中央领导到来的消息传出,像王建红一样的志愿者很快从全国各地汇聚九洲体育馆,为灾民提供从物资装卸、发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种志愿服务。“他们帮了政府和干部的大忙!”王晓刚真诚地说。 那种久违的温暖是如此真切。王洪芬哭了。她说这辈子都没觉得电视这么可爱,像风雨过后见到了彩虹。她觉得总理说话的节奏,就像自己心跳的节奏。 绵阳九洲体育馆国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墙,平时总会被擦得干干净净。但地震后,2019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希金斯迎战特鲁姆普,这里一直被各种尺寸和色彩的寻亲纸条贴满。人们说,那是灾区随处可见的“寻亲墙”。 汶川大地震将记住一个特殊的日子:6月29日。这一天,紧急接纳4万多名受灾群众避难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,送走了最后一批人。 在王建红看来,让受灾群众最难忍受的除了饥寒、臭气和孤独,还有无边无际的恐惧和担忧。入夜,一双双悲伤难眠的泪眼,无神地望着天空。整座体育馆像一叶扁舟,在风雨和余震中飘摇,空荡荡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。 6月28日,可能因为听到陌生人的声音,8个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对母亲乳汁的吮吸,将小脑瓜转向记者。母亲杨薛刚刚在临时浴室中洗完澡,长发还不时滴着水。 50天来,上千名中外记者纷至沓来,与受灾群众一起体验了痛苦、焦虑和期待,也见证了坚强、勇敢和关爱。 50天来,数万张灾区群众的面孔,或悲伤,或茫然,或痛苦,或期待,一直牵动全世界的神经,揪紧全国人民的心。 大灾之下,失去了电视、网络等现代信息渠道,人们越发渴望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灾进度。绵阳市委宣传部迅速在体育馆架起广播站。这期间,没有一天停播。 在这里,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已属幸运一类。很多家庭,都是损失两三个人以上。 当日,随着最后1400余名受灾群众的撤离,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完成其临时安置点的历史使命。汶川地震发生后,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成为北川县等地受灾群众的紧急安置点,最多时安置近4万人。 6月29日,北川县的受灾群众在等待接送他们的车辆。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“王丽玲,女,6岁,地震不慎走失,请速与爸爸王明联系。”……密密麻麻的纸条,或深或浅的留言,对一些人来说,是最后一封家书,是最后一丝希望;而对所有人来说,则是大灾大难的历史记录,是一种让我们泪水横飞的悲情和感动。 5月19日左右,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达到了最高峰,超过4万人。学生都集中安置在内馆,其他人住在场馆的环型屋檐下和馆外空地的数千顶帐篷里。有海外媒体称,“这里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灾民避难所”。 干部们将相当于18个足球场大小的九洲体育馆,迅速划分为44个社区,每个社区由一个市直部门分工,一个部门管七八百人,有的甚至上千人。各部门干部24小时轮班当“社长”“村长”,责任区内受灾群众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。 在九洲体育馆,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冯辉一直在拼命地工作。地震让他相爱多年的女友成为上万名失踪者中的一个,从此生死两茫茫。听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后,他没有片刻的停留,拎起包就踏上了寻找女友的漫漫长路。 据事后统计,国内外先后有500多批、约2000名媒体记者到九洲体育馆采访。 从混乱无序到井井有条,带来这些变化的,是5月13日紧急派往九洲体育馆的300多名机关干部和随后到来的数千名志愿者。他们被受灾群众亲切地称为“临时村长”“临时社长”和“临时保姆”。 新华网北京6月29日电题:别了,九洲体育馆!——一个抗震救灾标本的真实记录 惊魂甫定,北川县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职业中学寻找16岁的儿子,但她找到的是儿子的尸体。那一夜,王洪芬与丈夫绝望地看着被夷为平地的死城北川,抱头痛哭,彻夜未眠。 汶川大地震至今仍有失踪人员1.7万多人。在万人失踪的背后,是不绝于途的寻亲队伍。 “在灾区找亲人很困难。”冯辉哽咽说,“我知道‘痛失吾爱’的切肤之痛,我必须做点什么。”十多天来,冯辉作为志愿者,每天在体育馆拼命地搬物资、搞防疫,并极力为寻亲者四处奔波。他说:“这样能帮助别人,也能减轻我沉重的精神压力。” 体育馆指挥部新闻负责人王晓刚说:“我做了20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,接待的记者不及这里的十分之一。美联社、法新社、路透社、华盛顿邮报、泰晤士报、朝日新闻……这些平时只在网上见到的媒体,现在都来到九洲体育馆。” “13日,到九洲体育馆看望受灾群众后,这里就成了黑暗中的灯塔。” 体育馆指挥部副指挥长熊万贵说,“此后几天,24小时不间断有受灾群众闻讯赶来,他们来自川西北七八个重灾县。” 我们有理由记住九洲体育馆的“寻亲墙”,因为它是一座“纪念碑”。它用最简单的碑文,铭刻了人类爱和被爱的情感。它也用最残忍的方式,告诉我们“责任”两个字的重量。这责任,就是爱,就是守望,就是坚持。 东方放白,救灾部队一边抢险救人,一边组织幸存者向绵阳转移。此时,沿途不是塌方,就是巨石。摸爬一天之后,王洪芬记不清是怎么边哭边走到擂鼓镇的,后来她挤上受灾群众拦下的汽车,13日下午辗转来到九洲体育馆。此时这里已汇集上万名受灾群众。 有谁会想到,一年前还有人批评九洲体育馆是“寂寞的体育馆”,质疑这座耗资亿元的体育馆经常“闲置”。如今在大地震中,它却成了受灾群众紧急避难的“诺亚方舟”。 “几万人突然挤在一起,开始的时候特别混乱。粪便到处都是,哭声一片。”大地震第二天,42岁的山西股民王建红就卖掉手中所有股票,自购2000元的药品,携妻挤上开往成都的列车,来到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。 当作别九洲体育馆的时候,人们深切感到,这里就是抗震救灾最生动的缩影。最悲伤的和最幸运的在这里汇集,最痛苦的和最动人的在这里交织。 临时设立的体育馆广播站不断播发着寻亲短信。王晓刚说,50天来播发了5万多条。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,汶川大地震暴发,灾难突如其来。漫天而起的尘土,遮蔽了烈日和长空。恐慌的人群,从川西北各个方向涌出。揪心的哀号和撕心裂肺的呼唤,让天地变色、草木悲吟…… 5月19日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。这场集体默哀勾起了九洲体育馆数万灾民的悲情。14时28分到来时,嘈杂的体育馆一下子寂静下来。3分钟哀毕时,体育馆顿时传来一片哭声。 尽管处于当地共青团的统一管理下,这些志愿者仍然“帮派林立”:这里有以因特网为主要媒介的“希望九洲”心理团队志愿者,有乘坐一辆列车来的“K88”小分队,还有收编大部分“无帮派”人士的“完美春天”志愿队。 成百上千人寻到亲人后,在广播站下的广场空地相拥而泣。但更多寻亲的人只能怅然若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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